第五章《中国人的教训.下册》（1） (第26/58页)

治上的靠山就是皇帝。他深知仁宗、英宗不可能对他另眼相待，所以只有蹲守金陵，等待时机了。

    ??神宗上台，宋王朝积弱的国势，至此愈益衰敝。仁宗时，国库就“所出无余”，英宗时收不抵支，出现赤字。那些文臣们在仁宗庆历年间也搞过新政的，却碰了个大钉子，只能守成求稳了。新皇帝对这些无计可施的老臣当然不满意，而每年必须要“赐”给西夏五万两银、十三万匹绢、两万斤茶，以求和平的费用，还不包括节日期间要“赠”的银、茶、绢、帛的沉重负担。这还是大宋王朝为买和平所花费的小头，大头是向北方辽帝国的“赐”，那是十万两银、二十四万匹绢，到神宗朝，辽又提高宋的“赐”，为二十两银、三十万匹绢。王安石给仁宗上的“万言书”，所以石沉大海，是因为那时国家的日子好过些。但现在，处於内忧外患局面下的神宗，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王安石的变法上，他一展雄图的时机到了。

    ??但是任何一次政治变革，都不会顺利地付诸实施的，势必要触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。假如这部分人的力量足够强大的话，变革行动不出母腹，就会被扼杀了，如宋仁宗的“庆历新政”、清德宗的“康梁变法”。假如反对变革的力量虽然强大，但进行政治变革的力量足以旗鼓相当的话，而且能够坚定地排除变革过程中的障碍，变革也有可能获得相当的成果，如秦之商鞅、明之张居正。如果变革者的计划一出台即遭反对，变革者的营垒又不具有道德高度，而反对派始终保持精诚团结；加之这场变革确实给人带来的不是福祉而是灾难的话，那麽，绝无一丝可以成功的可能。

    ??王安石尽管把所有反对变法的人都放逐了，但其中的作家却是最不堪一击的，欧阳修回家养老去了，司马光靠边站了，苏东坡修西湖去了。